第十五章 升平下的风暴
若是太平的时候,这年头也是过得格外的快。仿佛就是眨了下眼睛,时候便就到了隆庆四年。
三年多的时候不算长,但也不算短。除了番薯这些东西,已尽在种不得稻麦的地方生长起来外,各地的钱庄也已成风行之势。
隆庆二年末,内阁大学士,加太子少保,兵部尚书萧墨轩上疏。各地私设钱庄,须押钱银入“朝庄”做保,其名“兑押”,否则不得经营。
押银入朝庄作保,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始,小一些的钱庄,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银全部送入朝庄。
但是这样做,却也不是没有好处。押金银入保的钱庄,此后便有了兑换朝庄金券银票的资格。而若是私营的钱庄有事,自然也有朝庄那边出面帮着打理善后。
而金券银票,比起金银实物来说,携带更是方便。数年前,只那京杭大运河上往来的商人,装了半只船的金银去买卖货物的也有。若是用了金券银票,就连只包裹放了也足够,其中的风险和运费,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。
于是数年之间,金券银票便在全国通行开来。初时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广拿了银票,再去京城的钱庄里兑换了去买卖的。至后来,就连兑换也省得了,都直接拿金券银票交易。只是金券银票初行时,只在各地的朝庄内通行。每月便换一套密押,尚且保得住那伪造的手艺,尚无所失。后来扩展到各钱庄也可通存通兑之时,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。
其中隆庆三年二月,假券之害最盛,只南京一地,冒领者即窃银愈万两,全国各地失银总数近二十万两之巨,朝野震动。朝庄之信。也几乎毁于一旦夕。
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个萧墨轩在,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,只怕此时的朝庄便要倒下去了。
其实早在隆庆元年的时候。萧墨轩便决意要直接用水印防伪的法子去制作银票。水印防伪,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造纸匠们在无意中发明的。
先将水印纸用在钞票上地,也有两个说法。一说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,另一说是1772年德国发行的萨克森纸币。
总而言之,1564年的时候。不论是大明朝,还是世界各国。都没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纸币上去。尤其是这时候地大明朝,对这种从来没有体现出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根本一无所知。
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庆三年还生出假券的祸害来,实在是连萧墨轩也低估了其中地手艺。水印造纸,其实说起来也简单,只要在盛纸浆的抄纸帘上编织上凹凸不同的花纹就可以制出。
可要将其中地花纹制作的难以模仿。又不影响印刷,倒是有难度了。
造券用地纸,也得了皇上的特允,命内衙宝钞司专制。所用的纸,也用太祖皇帝用过的桑皮纸,禁民间采买。
最后仍是卡在水印花纹一路上,改了又改,变了又变,直到隆庆二年的九月。历史近两年才制了出来。
隆庆二年七月。廷议改,增设其中钱银一项。凡伪制朝庄金券银票者。罪即与造私钱者同,斩不赦。
隆庆二年十二月,准各地钱庄经营兑换朝庄券,假券始现。次年一月废旧券,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,所以才有了二月份地假券大害。用萧墨轩的话来说,就是“最后的晚餐”,旁人虽听不懂这话的意思,那“最后”二字却是明了。
虽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为有钱庄里出了内鬼,泄了密押的底细,却又无从追究。只从三到六月间,禁兑金银,凡十两以上银票须积在一起,发文至京师堪对。
此三月间,因为禁兑金银,也是闹得鼎沸,多有乡间云朝廷欲吞民银。好在朝庄的股东,都是镇得了一方的大户,才没闹出事来。
从朝庄设立的那一天起,到改水印券,萧墨轩拉各大世家入伙的好处,也是发挥地淋漓尽至。
期间,各地因为伪票而起地官司也是以数百起论。其中诛制假者十六,贩卖者上百。夺其田产以为赔偿,余者充国库。
六月底,尽以水印金券银票行于天下,废密押。初见之,民莫能仿之。其上又加“红,蓝,黑,黄”套色叠印花纹及难摹之花纹印章。此外,各地钱庄又增辨钞掌柜,专司辨钞一职,民间亦寻其辨真伪,其俸禄同九品,造官册,由吏部入籍,只是不与他官通。
此前或有欲仿制者只那一项叠印花纹便是难制。印券的雕版,都是手工刻制,即使同一个人,刻两个出来也绝不会一样,仿制者印出来后多以手工画笔加绘之,连辨钞掌柜那里就未必过得了关。新券出后,叠印花纹愈加难仿不说,一时间更是学不了“朝券”上地水印花纹,假券之害乃止,钱庄之势比前更盛。
按照萧墨轩估计,假券之害至少十来年间可平。而十来年后,以如此大一份产业之力,换出更难仿的水印,甚至铜版雕刻,还有新纸,新墨也问题不大。假券完全消除是不可能,但是却能把危害降到最低,另在辨钞掌柜的指教下,十来年也足够让大部分百姓能识得假券了。隆庆三年秋,户部核准各地官仓,其年虽有数处受了灾害,可其中十之四五竟溢。其中江南和湖广,四川三地,竟多有存粮无出而腐烂者。
以十亩地为例,以前尽种稻麦,风雨顺时,所得至多四五十石。现分半者为番薯等新粮,风雨顺时,五亩获稻麦二十五石,五亩获番薯玉黍七八十石。即使时节不济,十亩地所产亦不下六七十石,比历年大丰尤过。
是年,粮价大贱。民争入他坊为工,以获金券。富户则争改其田为桑麻,以求多入。
只隆庆三年十二月底,由南京送到的文书备记即录,隆庆三年间,南直隶增设大小织坊共三十一座,织机五千多张,增产丝绸棉麻布六万多匹。
次年开春,布价亦大跌。有自蜀中至京师者云:蜀锦不贵,道上行者皆着缎。
帝闻言大喜,亲携萧大学士诏告太庙,加其为太子太保。
从历史上看,明末的土地兼并确实存在着极其深远的负面效应,可偏偏在隆庆帝和萧太保手中,却成了另外一种局面。
在足够的粮食供应下,粮价日跌。大明朝也才六七千万人口,比起以后的十多亿也算是地广人稀,可用的土地甚多。各省富户,自此皆不以地广为豪,咸数所拥金银及作坊之数。
隆庆三年七月,萧少保又上疏请废不准商人着丝缎及子弟不许入学之法。是年,商税入京城越百万,几近田税之数。帝喜,准之。
若是说大明朝商人地位皆低下,倒也不准确。向来商人中都有这么一份特例的,那就是掌了天下钱税四分之一的盐商。
寻常的商家子弟,就连科举的资格也没,可偏偏那些盐商家里,不但可以考,还有额外的“商籍”,商籍的子弟,甚至比起寻常子弟更容易录取。王崇古和张四维,也都是盐商家的子弟。
不过朝廷的恩惠,从前也只到了盐商这一级便停了。直到隆庆三年,商税几乎与田税相等,且劳作者皆得食,未误田产。再加上萧太保的上疏,才降下了圣恩。
圣旨传下,商家多有焚香遥祝者,皆言圣上万岁,萧太保千岁,辅佐皇上至千秋也。
在历史上,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在被抄家的时候,也对张四维这么说过。可是眼下这些寻常人家对着萧墨轩说起来,倒是大为不同,真是一番实意了。
江南和蜀地的丝绸布匹高产,在一地自然是消耗不尽。
粮食的丰产,丝绸布匹的充盈,再加上金银券的通行,使得商旅日盛。不但是丝绸粮食,其他比如延宁的五宝,岭南的干果,江西的瓷器,以及各种酒宴器具等等物什,也通过无数条大道运往全国。
当年九月,原广东总督,现兵部侍郎张臬征南洋返。南洋至印度一线,皆握大明之手。朝廷设南洋镇抚司,经萧墨轩举荐,以张四维为首任镇抚使。萧太保,想了个周全,终于给未来的“张首辅”寻了个合适的位子,让他去和努尔哈赤做个伴。
南洋镇抚司的建立,使大明朝内几乎已经快要要膨胀的货物,顿时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。南京龙江船坞,年内造船近百艘,获利数十万之多。宁波,泉州,广州各地的码头,真正是千帆竞流。
偌大一个东方帝国,再此时也渐渐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之势。但是太平的日子里,风暴的诱因往往藏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。。
隆庆四年二月,一份看起来其貌不扬,毫无分量的奏折,轻轻的放到了司礼监的文案头上。
写这份奏疏的,也只是一个寻常的户部给事中,名叫张齐。张齐,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被人重视过,他的本人就和他的那份奏折一样,其貌不扬,毫无分量。
可偏偏就是这份其貌不扬的折子,却要在朝廷里引起一场偌大的风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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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多的时候不算长,但也不算短。除了番薯这些东西,已尽在种不得稻麦的地方生长起来外,各地的钱庄也已成风行之势。
隆庆二年末,内阁大学士,加太子少保,兵部尚书萧墨轩上疏。各地私设钱庄,须押钱银入“朝庄”做保,其名“兑押”,否则不得经营。
押银入朝庄作保,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始,小一些的钱庄,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银全部送入朝庄。
但是这样做,却也不是没有好处。押金银入保的钱庄,此后便有了兑换朝庄金券银票的资格。而若是私营的钱庄有事,自然也有朝庄那边出面帮着打理善后。
而金券银票,比起金银实物来说,携带更是方便。数年前,只那京杭大运河上往来的商人,装了半只船的金银去买卖货物的也有。若是用了金券银票,就连只包裹放了也足够,其中的风险和运费,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。
于是数年之间,金券银票便在全国通行开来。初时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广拿了银票,再去京城的钱庄里兑换了去买卖的。至后来,就连兑换也省得了,都直接拿金券银票交易。只是金券银票初行时,只在各地的朝庄内通行。每月便换一套密押,尚且保得住那伪造的手艺,尚无所失。后来扩展到各钱庄也可通存通兑之时,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。
其中隆庆三年二月,假券之害最盛,只南京一地,冒领者即窃银愈万两,全国各地失银总数近二十万两之巨,朝野震动。朝庄之信。也几乎毁于一旦夕。
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个萧墨轩在,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,只怕此时的朝庄便要倒下去了。
其实早在隆庆元年的时候。萧墨轩便决意要直接用水印防伪的法子去制作银票。水印防伪,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造纸匠们在无意中发明的。
先将水印纸用在钞票上地,也有两个说法。一说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,另一说是1772年德国发行的萨克森纸币。
总而言之,1564年的时候。不论是大明朝,还是世界各国。都没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纸币上去。尤其是这时候地大明朝,对这种从来没有体现出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根本一无所知。
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庆三年还生出假券的祸害来,实在是连萧墨轩也低估了其中地手艺。水印造纸,其实说起来也简单,只要在盛纸浆的抄纸帘上编织上凹凸不同的花纹就可以制出。
可要将其中地花纹制作的难以模仿。又不影响印刷,倒是有难度了。
造券用地纸,也得了皇上的特允,命内衙宝钞司专制。所用的纸,也用太祖皇帝用过的桑皮纸,禁民间采买。
最后仍是卡在水印花纹一路上,改了又改,变了又变,直到隆庆二年的九月。历史近两年才制了出来。
隆庆二年七月。廷议改,增设其中钱银一项。凡伪制朝庄金券银票者。罪即与造私钱者同,斩不赦。
隆庆二年十二月,准各地钱庄经营兑换朝庄券,假券始现。次年一月废旧券,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,所以才有了二月份地假券大害。用萧墨轩的话来说,就是“最后的晚餐”,旁人虽听不懂这话的意思,那“最后”二字却是明了。
虽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为有钱庄里出了内鬼,泄了密押的底细,却又无从追究。只从三到六月间,禁兑金银,凡十两以上银票须积在一起,发文至京师堪对。
此三月间,因为禁兑金银,也是闹得鼎沸,多有乡间云朝廷欲吞民银。好在朝庄的股东,都是镇得了一方的大户,才没闹出事来。
从朝庄设立的那一天起,到改水印券,萧墨轩拉各大世家入伙的好处,也是发挥地淋漓尽至。
期间,各地因为伪票而起地官司也是以数百起论。其中诛制假者十六,贩卖者上百。夺其田产以为赔偿,余者充国库。
六月底,尽以水印金券银票行于天下,废密押。初见之,民莫能仿之。其上又加“红,蓝,黑,黄”套色叠印花纹及难摹之花纹印章。此外,各地钱庄又增辨钞掌柜,专司辨钞一职,民间亦寻其辨真伪,其俸禄同九品,造官册,由吏部入籍,只是不与他官通。
此前或有欲仿制者只那一项叠印花纹便是难制。印券的雕版,都是手工刻制,即使同一个人,刻两个出来也绝不会一样,仿制者印出来后多以手工画笔加绘之,连辨钞掌柜那里就未必过得了关。新券出后,叠印花纹愈加难仿不说,一时间更是学不了“朝券”上地水印花纹,假券之害乃止,钱庄之势比前更盛。
按照萧墨轩估计,假券之害至少十来年间可平。而十来年后,以如此大一份产业之力,换出更难仿的水印,甚至铜版雕刻,还有新纸,新墨也问题不大。假券完全消除是不可能,但是却能把危害降到最低,另在辨钞掌柜的指教下,十来年也足够让大部分百姓能识得假券了。隆庆三年秋,户部核准各地官仓,其年虽有数处受了灾害,可其中十之四五竟溢。其中江南和湖广,四川三地,竟多有存粮无出而腐烂者。
以十亩地为例,以前尽种稻麦,风雨顺时,所得至多四五十石。现分半者为番薯等新粮,风雨顺时,五亩获稻麦二十五石,五亩获番薯玉黍七八十石。即使时节不济,十亩地所产亦不下六七十石,比历年大丰尤过。
是年,粮价大贱。民争入他坊为工,以获金券。富户则争改其田为桑麻,以求多入。
只隆庆三年十二月底,由南京送到的文书备记即录,隆庆三年间,南直隶增设大小织坊共三十一座,织机五千多张,增产丝绸棉麻布六万多匹。
次年开春,布价亦大跌。有自蜀中至京师者云:蜀锦不贵,道上行者皆着缎。
帝闻言大喜,亲携萧大学士诏告太庙,加其为太子太保。
从历史上看,明末的土地兼并确实存在着极其深远的负面效应,可偏偏在隆庆帝和萧太保手中,却成了另外一种局面。
在足够的粮食供应下,粮价日跌。大明朝也才六七千万人口,比起以后的十多亿也算是地广人稀,可用的土地甚多。各省富户,自此皆不以地广为豪,咸数所拥金银及作坊之数。
隆庆三年七月,萧少保又上疏请废不准商人着丝缎及子弟不许入学之法。是年,商税入京城越百万,几近田税之数。帝喜,准之。
若是说大明朝商人地位皆低下,倒也不准确。向来商人中都有这么一份特例的,那就是掌了天下钱税四分之一的盐商。
寻常的商家子弟,就连科举的资格也没,可偏偏那些盐商家里,不但可以考,还有额外的“商籍”,商籍的子弟,甚至比起寻常子弟更容易录取。王崇古和张四维,也都是盐商家的子弟。
不过朝廷的恩惠,从前也只到了盐商这一级便停了。直到隆庆三年,商税几乎与田税相等,且劳作者皆得食,未误田产。再加上萧太保的上疏,才降下了圣恩。
圣旨传下,商家多有焚香遥祝者,皆言圣上万岁,萧太保千岁,辅佐皇上至千秋也。
在历史上,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在被抄家的时候,也对张四维这么说过。可是眼下这些寻常人家对着萧墨轩说起来,倒是大为不同,真是一番实意了。
江南和蜀地的丝绸布匹高产,在一地自然是消耗不尽。
粮食的丰产,丝绸布匹的充盈,再加上金银券的通行,使得商旅日盛。不但是丝绸粮食,其他比如延宁的五宝,岭南的干果,江西的瓷器,以及各种酒宴器具等等物什,也通过无数条大道运往全国。
当年九月,原广东总督,现兵部侍郎张臬征南洋返。南洋至印度一线,皆握大明之手。朝廷设南洋镇抚司,经萧墨轩举荐,以张四维为首任镇抚使。萧太保,想了个周全,终于给未来的“张首辅”寻了个合适的位子,让他去和努尔哈赤做个伴。
南洋镇抚司的建立,使大明朝内几乎已经快要要膨胀的货物,顿时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。南京龙江船坞,年内造船近百艘,获利数十万之多。宁波,泉州,广州各地的码头,真正是千帆竞流。
偌大一个东方帝国,再此时也渐渐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之势。但是太平的日子里,风暴的诱因往往藏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。。
隆庆四年二月,一份看起来其貌不扬,毫无分量的奏折,轻轻的放到了司礼监的文案头上。
写这份奏疏的,也只是一个寻常的户部给事中,名叫张齐。张齐,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被人重视过,他的本人就和他的那份奏折一样,其貌不扬,毫无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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